辛亥革命举义旗的王举之
周治科
1911年10月10日，武昌起义爆发后，举国振奋，各地响应。
陕西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之一。在武昌起义后的第12天（即1911年10月22日），陕西的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掌握新军，发动了西安起义，推翻了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，10月27日，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宣布成立。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西乡后，东区五里坝民众揭竿而起，在王举之等人领导下，成立了西乡保民团（简称“保民团”）。保民团于11月22日攻克西乡县城。虽时仅6天被汉中清吏派兵镇压而失败，但率先在汉中各县响应西安反清革命行动，对光复汉中、推翻清朝统治，推动历史前进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。
王举之字聘三，西乡县下高川小渔沟人，生于民国前三十年（清光绪八年，壬午，即1882年）。其家自远祖以来，世居下高川，支派繁衍，蔚为巨族，耕读传家，门重诗礼，世代传承。
王举之自幼勤奋好学，天资聪颖，16岁中童子试，成为秀才。光绪末年，废科举，兴学堂，他以公费生赴西安进入陕西省高等学堂就读，在该校秘密加入同盟会，投身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斗争行列。他曾写过一篇《讨蚤檄文》，文中说：“食人之血，饱尔饥肠……实为人群之所共嫉，天地之所难容。”必须“犁庭扫穴，丑类匪贻。”方可“既见巍巍之旗鼓，必成赫赫之功勋。”借物喻理，以此表达了他的革命信念。
清宣统二年（1901年），王举之由陕西省高等学堂预科毕业，回到西乡县任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监（即现在的教育主任），讲授数理、国文（现在的语文）、历史等课程。与此同时，他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，宣传同盟会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政治纲领。在他的宣传影响下，东区的反清浪潮不断高涨，许多进步人士，与他结为挚友，如石泉县熨斗坝（今石泉熨斗区松树乡）周雅言，西乡两河口防营游勇黄九常（今石泉熨斗区长水乡人），下高川周芑田、熊遇文，木竹坝吴朝金等，后来都成了保民团起义的组织者或积极参加者。
西乡东区群众在王举之的积极宣传动员下，革命风暴骤起，面对汉中清吏陕安兵备道黄浩和汉中镇总兵江朝宗等横征暴敛，负隅顽抗的嚣张气焰，王举之倡议举办保民团，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成。当时，各地革命志士在五里坝密谋开会商量起义，周雅言参加了会议。会上，惟青溪（今黎家庙，柏树垭等地）哥老会李某与石泉周雅言之间因意见不统一，决定邀请王举之主持会议，拿出意见。王举之到会向大家阐明宗旨。他说：“凡欲成大事，心先有宗旨，而后乃可取信于人。今西安虽然光复，而陕南清吏犹盘据负隅，实为革命之障碍。故吾人今日之举在响应西安，光复汉南，救民水火。”他的这一番话，使大家深受感动。宗旨确立以后，他们制定规章，严明纪律，发出“革命保民，毋得骚扰”的誓言，使大家受到鼓舞，都愿意听从他的领导。
1911年，阴历九月下旬，五里坝数百农民聚谋起义，消息传开，邻乡两河口，上、中、下高川及石泉县桐车坝等地革命志士，都与王举之联合，各粮户积极捐献粮响，给予大力支持，起义队伍很快得到壮大。经集会商议，把这支起义队伍定名为：“西乡保民团”。公举两河口防营哨官熊遇春、五里坝县佐潘昭曙为正、副团长，王举之、周雅言为参谋，杨生华、刘世林为书记，并编成了3个分队，每队1000余人，聂镇江、吴朝金、黄九常分别担任3个分队的分队长。
同年阴历九月底，周雅言从桐车坝率领人员到两河口与黄九常会合，他们又把队伍带到五里坝。此时，王举之正在下高川等候西安张督都回示。不料周雅言等率领团众来到下高川，要求立即攻打县城。王举之说：“你们来得太快了！应该迟几天，等江镇武从西安回来，以便遵照张督都的指示办，千万不可草率行事！”周雅言等人急于求成，没有接受这一正确意见，并让王举之即日率领西乡保民团开赴县城。决定由潘昭曙沿途征集粮秣。王举之看到这一局势，难违众意，遂率团众2000余人，身背来福枪和土枪，手持大刀、梭镖，高擎大旗，吹开山号前导，经父子关、开荒山、林寨河、河坎子、分水岭、板凳垭、洋河，浩浩荡荡向西乡城郊东渡进发，准备攻打县城。
当时，朱问民任簸箕河的团头，当他听到保民团要攻打县城的消息后，立即与徐培桂率团丁临牧马河列阵堵截，并在皂角树地方鸣枪，进行威吓。此时，王举之挺身而出，隔河呼喊，阐明宗旨，团防众团丁欢呼赞同。因大势所趋，不可阻挡，于是让渡放行。西乡保民团过河后，熊遇春、王举之等抓住战机布置攻城，令其各分队长身先士卒，顿时，保民团个个奋勇争先，杀声震天，一气冲进县衙门，鸣放了几枪。知县王景峨（人称王包包）被吓得钻入马棚，化装从三堂后边翻越到马家院子逃跑；众吏员衙役惊惶四散，逃之夭夭。王举之带领的保民团于11月12日（阴历十月初三），胜利占领了西乡县城。
西乡保民团占据县城后，黄九常暂时主持县政，发布命令，破监放囚，开仓放粮，张贴安民告示。事后，民谚有“胆大黄九常，走拢坐大堂，破监放囚犯，开仓放米粮。”接着王举之则召集县城各界人士，宣布响应西安起义，实现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，建立民国的宗旨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赞同。
县议事会会长、大地主黄朝镛，极其阴险狡诈。他的父亲黄新漠于同治年间被捻军镇压，清朝就封给他一个世袭云骑尉的官职。他当时很有钱财，在全县非常有名气，在地方上又有一定的势力。西乡县官也叫他筹办“民团”，任西乡县总团练。西乡保民团入城安居之后，又叫黄朝镛暂时代行知县的职务。可是，这个家伙眷恋清王朝的恩典，一心想给皇室效忠，竟玩弄两面派手法，一方面表面上为保民团筹办粮秣，犒劳团丁，伪装殷勤，借以麻痹王举之、周雅言等人。王举之、周雅言误认黄朝镛与保民团同心，放松警惕陷入了黄朝镛阴谋设计的圈套；另一方面他暗地里派心腹飞马报告汉中镇总兵江朝宗，要求派兵镇压，并分派密探在各要道路口，截留西乡保民团的情报。当江镇武由西安归来时，却被黄的密探捉获。黄朝镛将江镇武暗地杀死，连同张督都的扎委文件及甘锡泽的复信一并报缴江朝宗，请江朝宗速派兵镇压，自己秘密联络城内“民团”作内应。
江朝宗接到黄朝镛报告后，檄调洋县民团团总李岱岳进攻西乡保民团，又命令驻汉中新军一营营长李光辉带队前往西乡，企图挽回败局。
恶霸地主李岱岳是惯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，他在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冬，围攻西乡县神溪河的黄老爷山，杀害了在洋县聚众反清的高彦发等人，得到清朝的军功赏。这次又接受江朝宗的命令，纠集了洋县和附近的民团几千人，一窝蜂似地来到西乡，把西乡县城团团包围了好几层。在敌众我寡情况下，保民团官兵仍奋勇抵抗。王举之登城督战，指挥防御。部下认为他身负指挥重任，不可轻易冒险，劝他隐蔽，他怒容满面，用责备和鼓动的语气说：“为了革命，在敌人面前我们不应怯懦。只要不怕流血牺牲，英勇杀敌，才可以打退敌人的进攻！”在西乡保民团的抵御下，洋县民团几次进攻，均未得逞。
后来，因黄朝镛秘密勾结民团做了内应，使李岱岳民团很快进攻到城内，城内倾刻大乱。由于西乡保民团是自发农民武装，组织时间短，又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与实战，在敌我力量悬殊与敌人里应外合的情况下，纷纷败退，王举之、周雅言失去掌控能力。李岱岳民团趁势在城内大肆劫掠、屠杀，尤其是听到上、中、下高川口音和看到穿着满耳子草鞋的人，不分清红皂白地就杀，还挨门挨户搜索参加保民团的人，就连神庙祠堂也不轻易放过。李岱岳、黄朝镛还派团丁在城外堵截四路要道，从牧马河的上渡木桥头到东渡大桥都被堵截。西乡保民团的团丁，有的扑河逃命，也未逃脱。城里城外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，从牧马河滩到堰口一带，沿途也有西乡保民团团丁的尸体，真是“尸横遍野，血染通衢。”
王举之被捕后，11月27日（阴历十月初七），黄朝镛嗾使李岱岳在县城北李姓秀山堂宗祠，把王举之用铁钩钩在脊椎骨上悬吊起来。王举之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痛斥敌人。刽子手慑于正气，不敢举刀，李岱岳喝令一个年约十六、七岁的小团丁持刀将王举之杀害。那时，王举之年仅30岁。周雅言在东关东嶽庙里被搜出，拉到庙前石旗杆旁，被乱刀剁死。同时遇难的有刘世林、杨生华、刘登洲、聂镇江、吴朝金、何启武、张凤、黄九常、余占魁等起义骨干和保民团团员数百人。当时，地方人士在寻找王举之的尸体时，已辨认不清，后由王举之的同学刘霞举先生认出首级，由其家属收殓，送回下高川王家老茔梁上安葬。
1911年11月，汉中李光辉率部反正，新政府派新军粮子（老百姓呼新军为“新军粮子”）平息了西乡反革命武装，建立了新政权，挂起了五色国旗，从此，结束了清王朝在西乡的封建统治。
王举之在辛亥革命时，举义旗，组织和率领保民团起义，是西乡县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，它表现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，为西乡史册留下了光辉的篇章，举之英名，永垂千秋。
（作者系中共西乡县委史志办退休干部）
